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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数术学》(第一、二章)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4-17 13:52:46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绪论

数术、术数、方术三种称谓实是一个概念,但以“数术”一词更能准确体现中国古代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本质。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数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最神秘、最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三大特点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今天对它的评判如何,它都是人类文化中共同的客观现象,然而对世界其它各民族的方术做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或都没有什么源流,只不过是一时风行之物,或都缺乏形上理论做依据,只有盲目的信仰和浅显的技巧。相比之下,我国的所有方术源于上古先民对天空星相和大地山岳河川的仰观俯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一直伴随着我国社会文明一同发展至今,并且渗透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和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我国的方术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有一整套非常系统、成熟的数学原理作为指导,这也是我以“数术”二字定名的理由。当代科技哲学家库思博士认为:一种学问,只要它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规范”——不管是对还是错,这门学问就成了科学。科学的另一特点是以实验作为研究手段,中华数术也符合这个要求。因此我们对中华传统数术学,应以科学的实验态度进行整理、认识。

旧有万卜出于易之说,这是不确切的。其实,数术的源头远在“易”产生之前。易的音是同影的“移”字谐音,表示时间和空间都在移动、都在变化。我们再来看“卦”字的造型。卦的左边是“圭”,古代的时候有一种圭尺,这尺是五寸长,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词“圭臬”,就是标准,标志法式。这圭就是测量日影的,就是用一个八尺长(古代八尺为一丈)的竹杆来测日影,叫“立竿见影”。右边的“卜”字中的“|”就是竹杆,“卜”旁边的一“、”就是地上的影字,圭是测量影子的,人在影旁测量影子的长度叫做卜;将它记录下来就是卦,既表示空间方位,又表示时间。先民们根据日影的移动,测量其移动的时间和位置,并以此作为日常生活、生存的依据,这就是“卜”。专司其职的人便在古代演变成了“卜官”,对一个部落或一个国家的各项事务起着指导参谋的作用。所以说,中国一切数术的源头是源于对天空星相的长期观察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术是指以神秘(对自然规律类比)方法来指导解决人类生活问题的技术。

我国的传统数术种类繁多,以致难以统计可以说它们已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有观测天象、预测社会发展的占星术;有依据风云变换预言人事的望气、风角术;有勘测地理风水选择住址和墓穴的堪舆术;有研究日历吉凶的择吉术;有根据阴阳消长原理推断人生的算命术、占卜术;有企图通过烧炼服食各种药物达到长生不老的金丹(外丹)术、导引术;有研究男女交合卫生的房中术;也有仅凭身体内部精、气、神的锻炼修成神仙的内丹术;有依赖书画一些抽象符号解决人世问题的符箓派;有分析睡梦预测吉凶的占梦术;有使用各种神秘仪式祈福消灾的祈禳术;也有仅靠感应降神画沙作字的扶乩术……,如此等等,不胜繁多,真是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中医学其实也是一门已自成门类的数术。就每一类数术内部来说,又有不同的种属及流派。例如占卜术,它是我国最发达,影响最广泛的数术之一,其又有不同的种属及流派,有对龟甲兽骨进行烧、钻等工艺,然后对裂纹分析研究的“卜”法,也有对著草排列组合,推演易理的“筮”法,有号称“古之三式”的太乙术、六壬术、奇门遁甲,又有火珠林、梅花易等等。再如内丹术,它不但分为男丹、女丹,还有全真教先性后命的北派,张紫阳先命后性的南派,主张男女双修的东派和西派,吸取儒家思想的中派,融合符箓的“雷法”派……;全真教内部丹法又有差异,龙门派、南无派、清净派等各有特色。

  种类如此繁多的中华传统数术,是哲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谷学等许多科学的宝贵素材。他们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准则的形成,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资料。可以说,不研究中华数术学就不能全面认识中华文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很肤浅的,其中的原因非常之多,例如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将一部二十四史仅仅理解为政治史;理论和知识积累不足,使对数术的研究无法深入;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和追求;以及对“江湖术士”的不公正的贱视心理不情原做这“下三流”的研究;对狭隘的“唯实验科学”的迷信心理的阻碍;数术本身中所包含的大量糟粕与精华并存,也是许多研究人员产生了轻视和怀疑的心理等等。

数术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历史传说和记载,这些数术大多与上古先王有关,例如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排演出八卦以反映宇宙真理。黄帝向赤松子学习仙术,向玄女学习御女(房中)术,与蚩尤大战时,又有九天玄女授以六壬术。黄帝成就人间的一切功业之后,又乘龙升开,成仙而去。黄帝当政时,还设了一个叫祝由的官职,这位医官与人看病时不用针药,仅依靠一种“禁”的方法就能手到病除。到了尧的时代,有个叫巫咸的隐士继承了祝由之术,那神奇疗病手段令尧帝惊叹不已,这就是所渭的“巫咸以鸿术为尧医”,其后成为中医的祝由科。可后来祝由科慢慢时灵时不灵了,对于这一点,成书于战国至秦汉的中医宝典《黄帝内经》解释到:“往古恬淡,邪不能深入,故可移情祝由而已,今之世,祝由不能已也。“炎帝神农氏不畏艰险,遍尝百草,发明了中医本草学。大禹治水,有各种精怪从中作梗,使之屡次失败,有天真神人授以一种依据星辰图案设计的步法,大禹挟此术无往而不胜,终于治理好了大水,这种步法为道教继承,成为后世道士做法时使用的步罡法,因其与大禹有关又称为禹步。周文王被暴君商纣王拘禁在羑里,文王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对伏羲氏设计的八卦加以革新,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周武王得知商朝贵族箕子是个著名的圣贤,在来商之后,亲自去拜访箕子,箕子不能做武王的臣子,因为他与武王同样是圣贤,但他负有向武王传道的使命,就是说他必须把祖先对宇宙真理的认识传授下来,不能让前人的成果失传,于是箕子向武王详细解释了五行的性质及应用,这就是儒家六经中《书经》的《洪范》一篇的由来,宋明理学家对箕子“臣子不可,传道可也”的这一举动大为赞赏,因为这实际上是保存文化的壮举。

当然,我们对方术的这种带有点“神圣”色彩的起源,也必须加以客观分析。因为这些记载或者是天方夜谭的神话,或者是后世方士们的攀附。与我国先王时代相比,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有很多史前英雄的传说,这些半人半神的英雄主要是依靠自身体力的强大,或角斗,或历险,而闻名于世;而我国的先王圣哲却是“制礼做乐”的文化英雄,他们通过制定人类文化的准则,掌握各种方术,来征服自然,造福人类。虽然从严格的历史学观点来看,这些先王与方术的记载大多依据远古传说,但它们却反映了在远古洪荒时代,人类与大自然的脐带尚未完全脱落,先民们对宇宙的理解是极为奇待的,他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在这其中也难免杂有一些人类童年时代天真幼稚的幻想。然而无论是幻想也好,还是做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也好,既然方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就值得认真研究,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会引起以人类思维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产生重大的突破,并有利于人类用第三大哲学体系——(东方)唯理主义哲学思想去认识一个在唯物与唯心之外的另一个色彩斑斓的宇宙。

数术自产生起就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态相伴随,只要对数术的历史做一番粗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一条明显的规律:即任何一种数术,在发展的历史中,都有一个不断从高层文化向低层文化移动的历程。例如在商周时期,巫史不分,即掌握数术理论和各种方术的“巫”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文职官员,是品德高尚的精神领袖、知识渊博的学者,那时国家的一切事务,大到战争,小到打猎,都要依靠他们的卜筮来决定,今天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已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到了春秋时代,天下大乱,礼崩乐坏。这些学者们背着鼓磬,抱着书简,流落江湖。道家学派老祖宗老子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老子原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柱下史),为避世乱而西出函谷。老子虽然走了,但他却留下了一篇神秘玄奥的五千字文——《道德经》。同老子一样,那些巫史学者们虽然落魄江湖,但却把他们一身惊人的业艺留传下来,经过多少代人之后,战国秦汉年间神仙方术之风大盛,这不能说与那些巫史们没有关系,然而味道却慢慢走了样,这却是那些巫史们始料不及的。秦汉江湖术士如卢生、李少翁、栾大之流大多所学不深,仅靠一些小骗术和阿谀奉承之词赢得人主欢心,以博得功名富贵。如栾大耍了几套小把戏,使汉武帝大为惊奇,以为他有神术,封他为五利将军乐通候,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许配给他,但仅靠骗术终不得长久,汉武帝派栾大入海求仙,但栾大仅到泰山走了一圈,就回来称已见到仙师,汉武帝暗中派去监视的人揭穿了栾大的谎言,汉武帝一怒之下将其腰斩。其它数术的发展历程也同样,前面我们已提到,上古时代掌握数术占卜的都是先王、圣贤、巫史,既便是到了汉代,对数术最有研究的人都是儒家大师,如京房、郑玄(康成)、马融、虞翻,北宋时期,邵雍(康节)作《皇极经世》,阐明先天数理,使数术之学有了一大进步,而邵雍同时也是个大儒,与北宋另外四名著名的哲学家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一道,并列为“北宋五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邵雍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想向他学习,但邵雍谁也不教,因为他生怕这门绝学被奸恶之徒掌握,他看中的传人是宋明理学的另一位创始人——程颐,可偏偏程颐对数术毫无任何兴趣,这样这门先天数学就基本上失传了,后代各家研究《皇极经世》的人虽然很多,但却很少有人能得其心法,直到今天,《皇极经世》还是一本谁也无法读通的奇书。明代儒者慨叹道:康节没,数学无传。《皇极经世》如同无弦之琴,再也奏不出音乐了。后代流落江湖的算卦先生,极少有深研数术的,大多是依靠模棱两可和随机应变的言词来养家糊口。即便是真懂算法的人,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仅会依样画葫芦地算,而不明其原理。更明显的例子是符箓的发展过程,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张角首创以符水为人治病,由于其神奇的验效,在十余年间,其徒达数十万之多,遍布青、徐、冀、杨、幽、豫、荆、兖八州,以张角太平道为主体的黄巾大起义震撼了全国。与此同时,张道凌修道于鹄鸣山中,造作符书,创立五斗米道,传到张鲁时,还建立了汉中地方政权,五斗米道后来演化成道教的最主要派别——正一天师道。在这里,我们对所谓高层文化作一补充说明,高层文化中的人不仅包括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也包括象张角以及后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这些来自民间但功德高深的大修炼家,道教符箓派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形成上清、灵宝、正一三山鼎立的局面,北宋未年,在修炼家王文卿及其弟子潭司真、萨守坚、张继光、白玉蟾等人将符箓与内丹术相结合,开创了“雷法”,使符箓之术有了很大提高,人呼潭司真为“潭五雷”,将萨守坚尊之为“萨真人”。然而到了明清时代,符箓开始衰落,由于寺观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使天师派上层人物不断腐化堕落,占人田产、霸人妻女之事时有发生,最为典型的是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他私设刑堂,前后杀四十余人之多,甚至有一家三口者,有司奏发,明宪宗召集百官会审,将张元吉发配肃州,这时的天师不但不能对符箓之术有所发展革新,甚至对其祖先的业艺也无法继承了。符箓派的宗主­­­——天师的状况都如此,更不要说江湖上靠乱涂一气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鬼画符”来骗钱的小道士们了。因此,早在宋元时期就有许多有识之士,对正一道的假符箓把戏进行讽刺、戏弄,这类资料在当时的小说笔记中时可看到。还值得一提的例子是房中术的发展历程。天地不变则万物不通,饮食男女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内容,这是圣贤们都加以承认的,传说中的黄帝、彭祖、容成公等都对房中术有深入研究,早期五斗米道也有所谓的“男女合气之术”,大修炼家陈希夷、张伯端、李西月、陆西星、张三丰也都论及双修,最高级的房中术并不等同于性卫生,它是通过性诀窍激发人体内部的巨大能量来迅速成就内丹。正因为这种方法被正派人士误解,被坏人加以利用,所以道教高人们对房中术的传授是极为慎重的,然而后代很多奸恶之徒打着房中术的旗号淫人妻女,这种现象不但引起广大社会人士的愤怒,也为道教内部所不齿。在明代小说《禅真后史》中就记载了著名的修炼家清理门户,严惩利用房中术肆行奸淫之事的恶僧嵇西化。还值得特别指出的例子是外丹术,外丹术也是一门古老的方术,嫦娥奔月就是一则关于仙药的美丽传说,东汉时期魏伯阳写了著名的《周易参同契》,这部书号称“万古丹经王”,它将周易原理、黄老学说和炼丹操作结合在一起,故称为“参同契”,这部书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可称之为《周易》之后,具体运用唯理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用来指导人类行为的最高著作之一。

由于外丹术以纳甲法等作为指导,它的理论形式是极为完善的。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葛洪、陶弘景这些大学者、大药物学家、大修炼家的深入研究,唐代服食外丹之风大盛,并产生了金砂派、铅汞派、硫汞派等多种说法。然而外丹理论的完善与实践的客观效果极为不称,其原因有三:一是正如唯物主义不能按人的大脑所含各种物质比例造出一滩有思维能力的“豆浆物”和唯心主义不能凭意念造出一滴水一样,唯理主义哲学只能在其“理”的慨念内才是有用的,越过一步就必然失败;二是操作繁复,药物计量和化学提纯都是极为困难的,当时人更别说运用“纳米”技术了,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三是丹药的药性是极为猛烈的,若非功力深厚的修炼家,普通人的身体是无法抵抗的,如人们对酒精抵抗、吸纳能力不同而酒量也不同一样,这种丹药对一般人来说无异于毒药。今天我们服用的各种药片、药丸(特别是用纳米技术合成的中成药)实际上可认为是一种丹药。更为可恨的是,由于外丹消费热,一些江湖骗子大量制造伪产品,为骗人钱财,置他人性命于不顾。唐代从帝王到士大夫,由于服食外丹而伤生害命者不计其数。唐代著名儒者和文学家韩愈有个亲戚叫李于,是个太学博士,因服丹药而死,韩愈为他写了《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韩愈不仅仅是为了哀悼李于,而是描绘了与韩愈有过交往的人,七位士大夫因丹药而死的惨状,有的服药后自称如同烧红的铁杖自头顶贯下,有的吐血数十年而死,有的疽发于背而死,最惨的人是小便溺出血肉,痛不可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韩愈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向人们呼吁“再也不要相信什么仙丹了”对症之药皆是仙丹,不对症之仙丹皆是毒药,无病而服药,再好的灵丹妙药皆是毒药,这是理之自然啊。


                                                                   三

从总体上说,数术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术派别,儒、墨、释、道、兵,阴阳及到诸子百家都有自己各自的数术,正因为如此,数术对传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果逆推上考,我们可以说数术是百家之源。哲学是人类的灵魂,中国传统哲学与数术的关系极为密切,《周易》、《老子》、《黄帝内经》、《司真篇》、《周易参同契》等一大批哲学著作同时也是数术名著,在这些书中,哲学理论同数术内容水乳般交融在一起。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多大哲学家同时也是数术大家,释、道二教中的领袖自不必说,就连儒家中也出了很多数术大家,例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由于他“怪力乱神”的事干得太多了,因而被后世学者称之为“神人大巫”;再如理学大师邵雍以数术占卜闻名后世;明朝心学大宗师王阳明于龙场悟道后也颇多“神迹“,有一次他半夜于军中练气,由于内气充沛而激发声带,一声长啸,响彻云霄,闹得一军皆惊。数术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很多帝王在打天下时都利用图谶,例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语起兵。一些农民起义也广泛利用图谶,如陈胜、吴广为争取九百戍卒与他们共同起事,将写有“陈胜王”的绢帛置于鱼腹中。黄巾大起义前,太平道徒众中广为流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言。一些江湖术士善于分析政治形势,结合自己掌握的数术技能,极力巴结有可能成为帝王的人,而且往往能中的。如大相师袁珙相燕王朱棣,称其有九五之尊,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他侄子的皇位,成为明成祖。自从战国哲学家邹衍发明“五德终始”说以后,每朝每代都要确定自己王朝在五行中的属性,以制定服饰旗帜的颜色,如秦代的水德,服装旗帜尚黑色,汉代为土德,以土能克水而代秦也,故尚黄。为了确定这个在当时人们看来很重要的问题,很多经师术士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人心总是不足的,俗话说:“当了皇帝想成仙”,中国古代很多皇帝违理而行妄念,迷信外丹,因服食外丹而死者不计其数,仅是唐一代,就有太宗李世民、宪宗、武宗、宣宗等因服食金丹而死,帝王服药暴死严重地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还有些帝王宠信江湖方士,或大修宫宇,或收罗药物,或入海求仙,浪费金钱无以计算,弄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结果是直接危及了政权。数术对古代艺术领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山西永乐宫大型神仙壁画,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的仙人的描绘都是突出的例子。更典型的是唐代士大夫热衷于神仙方术,很多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如李白、王勃、卢照邻、白居易、元稹等都醉心于此道,留下了大量“游仙诗”,在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优美的一页。大诗人李白从青少年起就爱好神仙方术,这种爱好伴随着他的一生,即所谓“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的诗意境飘逸,大有仙气,后人称为“诗仙”,这与他爱好神仙方术不无关系。长生不老是人类的美好理想,然而只要是一个头脑多少清醒的人都应理智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理来说是与理相悖的,对现代学者来说,最有研究价值的是数术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影响,我国古代数学受数术的观念影响很深,宋代大数学家秦九韶通过对《周易》中“大衍之数”的研究,对余数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代西方数学史家称之为“中国余数定理”。数学基础问题是数学的重大课题,所有数学分支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古希腊人一直偏重于几何学,有的大哲学家拒绝收不懂几何学的人做门徒。比如说对于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古希腊人将其理解为“矩形”,近代西方数学又认为数学的基础在算术,现代数学终于将数学基础落实于数理逻辑上。而我国古代数学则一直偏重于代数,因为现存最早的数术学巨著《周易》认为构成世界的原理是“象——数——理”,这一顺序是逐步加深并接近于世界的本质的,按这一原理,代数明显比几何更加接近世界的本质。到了清代,对儒学、西方天文学和几何学都有深入研究的大学者焦循,明确提出了数学的基础与数术原理有密切关系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我国古代对高等代数问题的运算显示了高度的技巧,其“易、简”的指导思想至今尤令数学家们赞叹不已。数术对我国古代化学的影响更为明显,炼丹术士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实践,掌握了很多化学提纯的方法和大量化学反应的详细过程,并因之偶然发明了火药,这些在化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大多数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分支虽然显露出其独特的个性——即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但做为一门科学来说,显得不够完善,然而只有一个是例外,那就是中医,即便是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中医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门非常完善成熟的学科了,然而中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门较为完善的数术。它那套玄而又玄的数术原理和浓郁的经验色彩与其它数术都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异,以致在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医列入“巫术”之类。中药列入营养食品之中,关于这点,在现代中医理论界也有人开始研究,如中国中医研究院博士鄢良所著《三才大观》,就对中医理论的象数基础论述很充分。就中医学科本身来说是如此,历史上术士们赖以行走江湖的一大技艺就是中医。对中医院的学士来说,最难读懂的就是《黄帝内经》中关于“五运六气”的那一段,因为它与数术密切相关。直到现在美国仍不许中医公开挂牌营业,因为它的理论与操作类似于“巫术”,与现代西方科学思维相悖。

中华数术之所以历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数术门类都以五行八卦的数理作为理论核心。数术的抽象形式极为优美,尤如一曲宇宙宏伟的乐章,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河图配先天八卦、河图配后天八卦、洛书配先天八卦、洛书配后天八卦、六十四卦方位图、卦爻配五行干支,如此等等,由简到繁,不断推演。数术还有很多运算法则,如卦变法、互体法、八宫法、纳甲法;天干五合:甲与已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地支六合:子丑合、寅亥合、卯戊合、辰酉合、巳申合;地支三合:寅午戌合为火局、巳酉丑合为金局、亥卯未合为木局、申子辰合为水局;地支相刑:丑刑戊、戊刑未、未刑丑、寅刑已、已刑申、申刑寅、子刑卯、卯刑子;地支六害……等等等等。现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建立一个宇宙方程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繁复了,以致于等同于宇宙本身。而中国的数术却试图以独特的概括性做到这一点,《周易大传》反复声称要“弥纶天地之道”,“冒天下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数术不仅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形上原理,而且是人类一切文化现象的基础。狭义上对数术学技术性运用的“方术”,它那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与数术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一拍即合,最后终于水乳相溶,混然成一。例如手相将手掌按八卦分为八个部分,依据这八个部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数理关系推断人的一生命运;炼丹家认为这个变化曲线必须符合数术天符的运行规律,所以应用数术的卦变说和纳甲法等来阐明这个规律,这就是炼丹中的所渭“直符”理论;符箓派有很多成套的符图,这些成套的符图多依据五行、八卦、六丁六甲、二十八宿的数术原理所组成,而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也必须符合数理,例如一套依据五行的五幅符图,必须分别用五行所属的五种颜色来书写,一套八卦符必须面向八个方向叩啮取气等等;堪舆家(风水师)手持罗盘寻找风水宝地,在那个罗盘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数术符号;祈禳术士依据数术原理建立各种法坛式样和各种旗帜颜色;与数术最密切的是占卜术,很多高级占卜术几乎不需要任何其它工具和手段,仅仅靠数术原理加以推演,所以占卜实际上只是数术的进一步应用推导而已,龙其是号称“三式之最”的大六壬之术,它几乎包罗了所有数术内容,可谓集数术之大成,它不但深合易理,而且广泛应用了干支运算法则,为合卦象更加明显,它还配上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十二贵神,并且在具体判断的过程中,还要参考日德贼符、三奇六仪和建除家的内容,真是洋洋大观。

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困难,如现代物理学中光子的波粒二相性、粒子的测不准原理等,使很多科学家感到困惑,他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已接近世界本质的边缘,然而既便是再向前迈进一小步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他们对传统的西方科学思维方式产生了疑问,有的人于是把眼光转向东方哲学,前几年风行欧美的一部书《现代物理学与东方之“道”》就反映了这一状况。时下西方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以所渭的“科学思维”抹杀否定其它种类的思维这一现象极为反感,称其为“科学法西斯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认为,以往的一切西方哲学,实际上只是自然科学思维的产物,而自然科学只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侧而,真正的哲学应以人的全部生命去体悟和把握世界。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数术思维方式很有偶合之处。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中华数术的古老、神秘、复杂的特性,这三大特性也导致了今天我们对它评论的困难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对它做出全面的价值评判,但有两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数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客观现象,任何人都无法凭着自己的主观好恶对它加以否认,就如决不能因为有几个江湖郎中,就轻视中医的价值,有人死于手术刀下而否认医学技术。第二,数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即所有数术都不断从高层文化向低层文化移动的规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对数术中属于高层文化中的那一部分——它的独特的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加以深入研究,这必将有助于人类思维的进步,有助于我们民族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而对数术中属于低级文化的那一部分,如非理性的迷信乃至坑蒙拐骗之术,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只有这样,对数术的研究才能说得上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四

做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数术学可以说是流传既广、影响既深。就大处而论,不仅中华民族的产生、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数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中国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化,也都与数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见诸史籍的黄帝战蚩尤、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刘邦斩蛇起义、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等等,都于数术的作用有关。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如黄巢、李自成等,也都曾利用数术的神奇现象扩大影响,大造声势。从小处而论,数术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看天气阴晴用占星术,定婚姻嫁娶吉日要用择吉术,建筑起造要用堪舆术,出行宜忌要用选择术,给小儿取名要用五行命理术,论人之富贵寿夭要用相术……数术成了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平民百姓需要它,帝王将相也需要它,你在用,我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在数术盛行的古代社会,数术不仅渗透到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溶入到人们的文化意积中。如果有人突然宣布废弃一切数术,将立刻会有许多人不知如何是从。譬如一向讲究吉日良辰的婚姻嫁娶,离开了择吉术,没有人来选择“黄道吉日”,婚姻双方的家长就很难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相信,倘若婚嫁逢凶日,将会对他们的子女不利,甚而会妨害双方家长。对数术的信仰和遵从同样表现在一些严谨的学者身上。宋代学者洪迈宋代学者洪迈、吴曾、王茂和明代郎英等一直争论不休的“正五九月不上任”,就是因数术而起。有意思的事,旧时官吏竟然颇为相信这种说法,宋代“士大夫相传,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吴曾《能改斋漫录》),明代也是“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郎英《七修类稿》)这些现象表明数术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观念,而且对不同时代的政治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数术这种文化现象在人们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寻常的作用,历代学者编纂的大型类书,才都不肯轻易舍弃数术这部分内容。明代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旨编纂的《永乐大典》,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收录有大量的数术典籍。近代著名学者王云五在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主持编纂的《丛书集成》收录的数术典籍也相当可观。这都为中华数术学的传承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古代数术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应予深入研究的学术现象。远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的官学教育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学内容,“数”,在古代是与“术”相联系的,故称“数术”,简称“数”。今天我们所说的数学,古代则称为“算”,是数术之一种。吕思勉曾指出数术治学包括六个方面:“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然而,有不少人由于缺少对数术的基本了解,想当然的将数术与江湖术士和街头算命先生的那一套等而视之。江湖术士和算命先生的那一套无疑应归入数术的范畴,但它充其量只能算是数术的末流。把数术的末流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数术等同起来,即使不是出于浅薄,也是出于无知。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或许不在于那些无知者,而在于他们接触到的仅是数术末流,以及那些叫人如何相面算命看风水的低级小册子。就如在音乐厅外听到一个不入流的琴手演奏音乐行乞,而不愿进入神圣的音乐殿堂,是不明智的。

古代数术学部大精神真伪杂陈,正因如此,我们更有深入研究的责任。我们应当承认的事实,数术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曾经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与天文地理相关的一些数术,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还应予肯定。即使是对拆字、谶语一类文人的游戏,也应看到他对汉语言的丰富和拓展一方面,而不应不负责任的一笔抹煞。至于那些至今尚未真正弄懂的东西,就更不应该轻易否定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我们自己找找原因,理智的分析一下我们的现在思维惯势是否有问题,从以唯物和唯心这一巢臼的争辩中跳出来,试着用另一标尺指导思想来重新审视包括数术在内的一些问题——东方唯理主义——对数术这种文化现象给予具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既要指出其违理的虚伪成分,同时又要承认其合理的积极成分,给予公正的评价。要这样做,首要的前提,是必须对数术文化有个基本的、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这也是我编著本书的一个初衷。应该肯定的是,那种以某学校开设“风水课”而大惊小怪的现象是无知的表现。知我罪我留给历史吧。



第二章 概说

数术,方术两个词在古代有一个有分到合的过程,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政府开科取仕所用的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阳文化”,人们也称之为“阴文化”。但这毫不降低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其深刻的影响,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特别是哲学,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数术。

   我们先从“方术”说起。“方术”在先秦时本指道术而言。《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这里的方术,是指某些特定的学问,即所渭“治道艺术”。自秦代以还,方术专指方士之术,几乎成了一切神秘之术的总称,并分出“方技”和“术数”两大类别。《汉书·艺文志》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术列为“方技”,把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术列为“术数”。后来“方术”、“方技”、“术数”三者逐渐混淆。《后汉书》有《方术传》,其序把卜筮、阴阳推步之学、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列入方术,并云“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唐欧阳询《艺术类聚》卷七五《方术部》,包括“养生“、”卜筮、“相”、“疾”、“医”等。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二0至七三七《方术部》,包括“养生”、“医”、“卜”、“诸卜”、“筮”、“相”、“占候”、“占星”、“占风”、“占雨”、“望气”、“巫”、“厌蛊”、“视”、“符”、“术”、“禁”、“幻”等。

术数,亦称数术。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权术、策略,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中“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这里的“术数”,即指权术。后来术数一词又引申为法制及治国之术。本书所使用的“术数”一词,不是指权术或治国之术,而是使用“术数”的第二种含义,即指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等数理,来推测和指导解决社会人事的变化和发展趋向。所以名为“数术”。数,指宇宙及人事的生灭规则,也可以理解为世事的气数和命运;术,就是方法、技术。数术,即是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

数术,作为学科的一个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待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秦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汉成帝颁诏书时,已将数术收为书籍的一个大的类别了。刘歆的《七略》是我国图书目录的最早分类。虽然,图书分类不等于学科分类,但《七略》中的这种分类法明显地带有学科分类的性质。

《汉书·艺文志》把数术图书分为六种:一天文,二历谱,三五行,四蓍龟,五杂占,六形法。记载书籍有一百九家,二千五百二十卷。并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这就为数术的学科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后来,天文和历法各自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从数术中分离出去。到清朝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数术成为只含有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专门以阴阳五行八卦等来推测人事变化的方术了。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煸动。必谓古无是论,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这虽是站在统治者齐、治、平的立场上对数术的评价,但也认为,数术是古已有之,要分析对待的观点还是中肯的。

尽管人们对“数术”褒贬不一,但从中国学术史上看,“数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无疑是客观存在的,是被史家所承认的。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记有数术活动的最早材料,是殷墟的甲骨。经考古学家的考证,殷代出土的甲骨,绝大多数都记载着我国文明初期的占卜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些甲骨看做是远古先民与大自然的对话。

对殷代甲骨的考察和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商朝的占卜,无论从甲骨的制取,灼兆的方法,占卜的内容及卜仪的规模,都已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我们可以推断,从我国最早开始的占卜活动,发展到商朝甲骨记载的那样复杂的程度,该是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断定,我国古代占卜活动,应起于远古时期蒙昧的原始社会。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原始社会我国传说的伏羲时代(据当代学者考证公元2008年为伏羲历纪元6503年),就已经出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和洛书把原始游牧民族经过长期观测的天象(绪论中已有论及),用原始的数字形式记载了下来,为我国古老的数术学提供了“数”的依据。也就是在这个传说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掌握了用天干和地支记日、记时。天干与地支配合的六十甲子,及其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是数术学框架中的一个有力支柱。十天干,十二地支是古人运用观察到的自然界植物生灭的历程在标志时间的推移,这是其原始的意义。

研究出土的商代甲骨已经记明,数术在商代以前至少存有两种形式,一是卜,一是筮。

卜是用龟甲或兽骨做卜骨,经过钻、凿等加工处理,然后放在火上灼。由专门掌管卜的太卜或卜师,根据灼后的龟甲或兽骨裂出的兆象,判定人事的吉凶。

筮是用蓍草或其它可数物为工具,按照一定的规程数,最后得出一组数字构成为卦。至此这一组数字已经失去记数的意义,而是卜者根据此组数字,即卦,来推测判定人事吉凶变化。

在商朝及商朝以前,人们从事的每一项重大活动,事先都要经过占卜以决定是否进行。卜筮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到了周朝,卜仍然是数术的一种主要方法。解放后出土的西周甲骨,证明了这点。

由“——”和“—”两种符号构成的八卦产生后,筮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初记载八卦的书,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珍宝——《周易》。

大约与《周易》产生的同时,我国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扩充了卜和筮的内容,为我国数术的发展奠定牢固基础。

可以说,我们的先人用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形式——河图、洛书、干支、八卦、阴阳五行,加之人们对星宿、四季等的认识,创建了中华数术这座神秘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和各诸候国文人学士流落民间,原来仅据于上层社会的各科文化学术迅速普及民间。在这大气候的推动下,数术也得到迅猛发展。这时,数术除卜和筮两大类外,又产生了星占、莛抟、相阴阳、占梦、占祲兆、攘择等多种形式。其中星占与古老的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在商周时代以前,星占是卜的一项内容(见绪论),后来由于观测的天文资料越来越多,人们进行归纳总结后可以直接依据天象的变化预言人类生产生活的吉凶,不再借用卜来决疑了。于是,星占便成为一种独立的数术。

数术中著名的三式——太乙、六壬和遁甲,传说都在春秋战国时产生,其中太乙和六壬已有文献记载。通过对出土的西汉初期的六壬式盘和太一九宫盘的研究,完全可以证明它们确实最迟产生在战国时期。

秦汉时期,由于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数术因其无碍于皇朝统治,得以继续发展。到汉武帝时,(公元前141——公元前87)以数术名家者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史记·日者列传》)。此外,还有形法,即相术。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派把周易的研究拉向了纯义理的方向,以占卜为宗旨的数术家们则走上了改革易卦筮法的道路。汉朝先后出现了《焦氏易林》、《京房易》和《太玄经》三个数术派别。

《焦氏易林》根据一年二十四节气,把八八六十四卦分派到全年,以卦直日,创立了新的筮法。同时它又把每一卦都能变为六十四卦,并给所有的卦都记载了繇辞(有部分卦的繇辞重复),使繇辞数量达到四千条之多,成为后世“签书”之祖。

杨雄的《太玄经》则依周易的办法,对周易八卦前的古筮法进行探索,创造了以“——”“—”“---”三种基本符号组成的四爻卦。

京房接受了《焦氏易林》的以卦直日法,并融汇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学说,发展和创立了纳甲、飞伏、世应等一整套专门术语。成为后来以钱代蓍法的“火珠林”法的源头。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谶书、杯珓和灵棋经等多种数术形式。

从汉到唐,筮法的最大改革,是以钱代蓍,成卦简单方便,很快得到了推广。以钱代蓍法最早起于何时,现不可考,但最迟不过唐初。

唐宋以后,数术的发展有两个方面比较显著:一是星命学,也称禄命学,或八字批命法。星命,在先秦即有了发端,唐朝李虚中作《命书》三卷,后为宋代徐子平等人发展,成为我国颇有影响的数术活动。它是以人的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八个字排成四柱,依据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推断人的命运。

二是签书,也就是抽签。这种活动起初在庙宇里进行。和佛教的偈语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又演化为街头术士的黄雀抽签等形式。测字也是在这个期间产生的。

中国数术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有的生命力很短,一闪即逝;有的随着典籍的亡佚而失传;有的则呈现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只能就现在所能见到了几种主要数术,在后面各立章节,解释它的原理及其操作。

目前在民间术士中仍然流传的数术典籍有:《卜筮正宗》、《增删卜易》、《断易大全》(筮法);《六壬金口诀》(六壬);《渊海子评》、《命理探源》(八字批命);《麻衣神相》、《柳庄相法》(相术);《推背图》(谶书)等。这些书籍,是江湖术士或民间从事各种数术活动的主要依据。此外,也有抽签、堪舆(看阴阳宅)与扶乩等数术形式。

数术,无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异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主要是为人们的行为起预测和决策服务的,其中含有一些鄙俗和糟粕的东西也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数术与我国原始宗教先民对自然与社会运动的特殊的认识方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包含着大量的民俗民风的材料。因此,我们认为,对待这样一种民族文化遗产,应象对待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遗产一样,要正视,要重视,要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以严肃的科学研究,而不能象一段时期那样打着建立新文化的幌子,不负责任地将它从中国历史上一笔勾销了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它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文化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完整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农夫植树的事例,很值得我们深思。有经验的农夫购得一株长势很好的梧柚树苗,将它栽到自家庭院里,第二年春天又将已长得很高的小树齐地面砍去,结果这小树又重新生出树苗,长势比前面的更好。

事实上,无论我们对数术怎样坚决地执着地封禁,而社会上民间中的数术活动却从未停止过。近年,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人民社会生活的繁荣与丰富,民间数术活动也出现了盛行的势头。过去一直被封禁,在破四旧中残余的数术书籍,在一些以此为业的术士之间秘密流传,这些“千金不卖”的秘本,成了他们的专营品。他们就是靠对这些秘本一知半解的理会,或公开或隐秘地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数术活动。特别在当前,更出现了大量以“命名”、“算命”、“预测人生”等为内容的初浅层次的、不严肃的、公开宣扬的书籍、网站、信息台,这是一个应当充分予以重视的动向。

信命和算命是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趋吉避凶也是人类的一种动物本能。因此要彻底消除数术在民间的活动并非易事。行政的禁止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发生作用,但不可能杜绝。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将中华数术学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上来,抓紧做好数术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引导人们对数术进行正确的研究。神密只所以称其为神密,是人们对其无知,当人们都知道了神密的内容,也就不神密了。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和时代的呼唤。

中国数术典籍浩如烟海。中国数术的包容量极其博大,涉及面极其广泛。在历史上,中国数术为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哲学、军事学、医学和历法等都曾发生过启示性和开拓性的作用。有的数术典籍本身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哲学的名著。因此,中国数术学包藏着的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启示价值的成分,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探索的,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数术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它们的本质、终极目的,就是预测。那么,人需要不需要预知自己的未来?人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人怎样才能正确地预知自己的未来?我认为现代各门科学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都在为此努力,因此回答应是肯定的。预知未来,即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和欲望,又是人类社会向自身各种生存发展所付出奋斗的合理要求。

中国的数术学,惟其称为“数术”,原理依据是,人为自然界天与地作用的产物,这一“作用”的动力有人称为“道”,有人称为“理”,人在天地间在“道”“理”的规范之中生存、运动;宇宙万物都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人、天、地及宇宙万物的运动无一不受着一种“数”的制约。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大统一于数理之中。古人认为,对这种“数”人们可以通过卜筮等理性推算而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识它。相对于“巫”的迷狂和宗教的对“主”万能的无能为力当然是伟大进步的,是人类发展史上“人格”自立的伟大里程碑,其对于人类的作用毫不次于人直立行走而走出一般动物类群的意义。人敢于运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数术操作,来预测指导自己的行为,是对“神”万能主宰的无情否定,超然与“神”、“主”而傲立于四大之中。

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已认识到,神,是不存在的。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树立起一个统一的,能够创造世界的“神”来。数术里提到的神,是多元的,多种多样的,最终都是为数术服务的,是对“数”变形的反映。一纸符箓、几句咒语,就令众神为我所用,这是何等的气魄!那么,“数”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数”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是点?是线?是力?是波?是场?是联系?是规律?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深课题,也是揭示中国数术学奥妙的中心问题。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理智地对中华数术学的认真研究和探索,终有一天,会揭开其中的奥秘,获得彻底的认识。果到此时,人类也就彻底揭开了宇宙本质。

                                                                   二

今天我们总结古代数术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预测术,二、养生术,三、杂术。

预测术主要包括占卜术和星相术。

占卜术实为“占术”和“卜术”两部分,按其所含数理逻辑成分的多少来分,“卜术”少于“占术”,所以应认定“卜术”先于“占术”而产生,它们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获得世间事物的情报或预测未来吉凶祝福之术。它的哲学基础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的最基本的认识,表达了人们对本身和本身之生存环境期望获得明确方向并指导行为方式的迫切心情。现存可考的最早的占卜术为甲骨卜。考古发掘表明,在新石器时期已广泛使用卜骨,至商代甲骨卜臻于极盛。它的特点是以火烧灼兽骨龟甲,观其兆象以断吉凶。周代,以数理为依据的筮占法流行,并出现了蓍占专书《易》。以阴爻和阳爻组成八卦及六十四卦进行占验,表明了古人对天人,阴阳关系的理解。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星点术,也在殷周时期盛行,人们利用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变化来预测国家的重大事件。除了甲骨卜、筮占、星占外,先秦时还有莛抟、梦占以及其它各种象占的占卜术。汉以后,更衍化出杯茭、金钱卜、灵棋占、牙牌数、签占等林林总总占卜术来。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历法的推究结合起来,产生了两种特殊的占卜术:择吉术和式占术。择吉术也叫选择或择日术。战国至秦汉时期,选择日辰之风甚盛,择吉的家数甚多。《史记·日者列传》中就曾记载过由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等就择日问题进行的一次辩论。式占术,包括六壬、太乙、遁甲三种,合称“三式”,其特点是运用“式”这种器具进行占卜。

星相术,包括星命术和相人术,相地术。星命术,是根据星占术或人出生的生辰八字推算个人命运之术,主要有“五星术”和“三命术”两大流派。相人术;是观察人的形体、相貌、气色以测断其贵贱寿夭、吉凶福祸之术。相地术,则包括相宅术和相墓术,统称为堪舆术或风水术。是观察宅舍、坟墓的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之术。《汉书·艺文志》把相人术和相地术都列入“形法”之学。以上是数术学的主体。

长生术,主要有外丹术、内丹术、气功养生术、服食、辟谷、房中术等。

外丹术,也称“金丹之术”或“黄白术”。始于战国秦汉而盛于南北朝、隋唐。术者以丹砂、铅等为原料,放在炉鼎中烧炼,制成仙丹。据称服之可延年益寿甚至羽化成仙。内丹术是与外丹术相对而言的,它是道教修炼的方术之一,通过静坐、吐纳等手段,使精、气、神凝聚于体内,成为内丹,可却病延年,长生不老。气功养生术则包括古代的行气、吐纳、导引、存思、胎息等方术,其来源甚古,屡见于先秦典籍中,后世更与道家和神仙家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人们防病摄生的重要手段。服食是通过服用各种药物,以求却病延年。辟谷,则指在修炼期间不食五谷,以求长寿。房中术是专门研究男女性生活的学问,在战国时与行气、服食并列为当时方术的三个主要流派。

杂术,包括内容庞杂的各种方术。如远古的巫术以及后世道教的法术。这些杂术多与鬼神有关,如祈禳禁咒、召劾鬼神之类,还有一些是流行在民间的杂术,其中有类似现代所谓“特异功能”的奇方异术。

下边就数术的主要内容分别作一概略性的介绍。

甲骨卜

甲骨卜是指以烧灼龟甲或兽骨所得兆象预测吉凶的一种占卜方法。我国甲骨卜的起源甚早,新石器时期即已在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山东、山西、甘肃、四川、江苏等大片土地上流行。早期占卜全用直灼,无钻凿;只用骨,不用甲。灼痕密集而无规则,取材以羊胛骨为主要,其次是牛胛骨,还有猪骨和鹿骨等。牛胛骨之上升为主要卜用材料以及龟甲之开始用于占卜,都是钻凿发明,具备使用骨料变薄的手段之后的事情。期间有一个温长的实践总结发展的历史过程。典籍只言龟卜,多不记骨卜,实属严重的遗漏。但因其历史久远,难以研究也是事实。

殷墟晚商文化期是甲骨卜的极盛时期,占卜之受重视以及占卜技术之考究,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甲骨的征集、审定、攻治到钻凿、灼兆、刻辞,均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卜用背甲及改制背甲,刻兆与涂辞,一事十八卜以及甲桥刻辞、骨臼刻辞等等,均为史籍所未闻;钻、凿、钻凿兼施以及卜兆墨坼之具体形象,占卜记录的前辞、问辞、占辞、验辞之完整结构等等,亦为史载所未祥;贞指训问还是训正,契指灼还是指钻凿,灼是否必于钻中等等,亦为历代研究者所争论不休。凡此种种,都赖殷墟甲骨之出土而得解决。由此可知,若专业从事甲骨卜的研究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周原甲骨钻、凿兼施,排列整齐,卜辞字体纤细,与殷末第五期的风格接近,表现出周卜与殷卜的继承关系。但殷人常用的长凿旁有圆钻形式不见于周原卜骨,周原常见的方凿不见于殷墟;殷时甲骨记时用干支,周原甲骨记时用月相,周原甲骨文每需五倍放大镜才能辨识,亦远非殷墟五期小文字所能企及等等,则又表明了周卜与殷卜不同的特色。此外,周人尚有食墨卜法,为周公卜洛所用,《周礼》亦有致其墨之说,似未宜据殷墟、周原之甲骨非其法而轻易予以否定。《周礼》所记为理想之周制,虽不尽可靠,但与出土实物相印证,实相去不远,显有所据。

秦卜史籍未详。《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当为汉代龟卜制度。从选龟、杀龟、祓龟、灼兆到各类卜事之祝辞、兆象判断以及各种兆象于不同卜事由所主之不同吉凶等等,均有详细记述,是我们研究汉卜的重要依据。

《隋书》、《唐书》、《宋史》之《艺文志》俱有关于龟卜书籍的记载,但均已遗?。明清以来龟卜所据,主要是旧传的《龟经》及记录吴中俗卜的《玉灵秘本》。大抵据《史记·龟策列传》而又加改造,于选龟、攻龟、灼契、占龟诸法,均有记述,但较殷周古法,相去已远。

此外,唐以来有卜用生龟之法,蒙古等少数民族亦有以胛骨卦象占吉凶的,大凡非经烧灼甲骨求兆的,我们都称之为杂卜。

易占

易占是指与现存最古筮书《周易》筮法类型相同的占筮方法。按《易·系辞》记载,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的伏羲时代,这应当是可信的。即便以出土实物为据,其产生亦起码在晚商以前。殷墟晚商文化遗址及山东平阴朱家桥商末墓葬出土物上的筮数符号表明,占筮之法不仅在商朝广大区域内流行,而且就水平言,亦已达到使用重卦的程度。典籍所记《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应该是有根据的,个别学者对殷人是否懂得用筮的怀疑,显然缺乏道理。当然,由于未见更详细的记录,我们对殷易筮仍未明了,还须做进一步研究,希望随新材料出土以助研究。

《三易》中被使用得最充分并能流传至今的,是《周易》周为农业部落,奉行植物崇拜,其筮用蓍是没有疑问的。但周初甲骨、铜器都仅记筮数,《易经》只记卦爻辞,《左传》、《国语》只记筮例,于筮法均无记载。向被视为传统筮法的《易·系辞》大衍法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学者尚有争议,从周初甲骨、铜器上的筮数看,所用数字为一、五、六、七、八,与仅用七、八、九,六的大衍法显然是有区别的。由于马王堆帛书《易·系辞》无“大衍法”一段,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大衍法”可能是西汉中期的产物。《周易》在西汉备受重视,并在此时称名为《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易学空前高涨,对《周易》的解说成为专门的学问,易占之术越衍越精细,于互体、卦变之外,更有纳甲、八宫、五行、世应、爻辰、卦气、交感等等,已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宋、清两代虽均有易学的高潮时期,但实际上都未能超出汉易的范畴,后世易占之术,主要是沿袭汉易而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周铜器上的卦画与《太玄》中某些卦形的吻合或近似表明,太玄筮法,最起码太玄的卦爻组合不完全是汉人杨雄的独造,可能是曾与《易》筮并行的商周古法。但由于《太玄》与《易》同为蓍筮,同经挂一、分二、过揲、归扐等过程而求数定吉凶,其为同一占筮类型是十分显明的,宋司马光仿《太玄》而作《潜虚》筮法,蔡沈模仿《潜虚》而作的《洪范皇极》筮法等等,虽称另开占筮法门,实皆可视为易占范畴。

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为中古时拟《易》而作的筮书,尽管其筮法可能来源甚古,但总体仍属易筮类型。

此外,唐代以后有不少简化《易》筮方法的作法,在卜肆中最为流行,其仍以《周易》为释卦依据的,我们仍将之归入易占;筮法改变而又另立卦辞的,虽可视为易占支流,为便归类研究,我们可将其视为杂占。

象占、梦占

象占是根据事物表现出来的特异现象去推测未来之吉凶的一种方术。象占与龟卜、蓍筮及羊卜、筊卜等卜筮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卜筮都是事有疑难而设法求决,有明显的人为性质,而象占则是事物有了某种特异表现之后,人们才据以推测其未来,主要依赖于客观事物的启示。初民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弱,将人事的吉凶祸福与事物的特异表现联系起来,是他们了解未来的最原始形式,卜筮实际上是为补象占的不足而产生的,按古人象——数——理——占的说法,象占有着比卜筮更长的历史,它的起源应该比卜筮早很多很多。

我国象占产生的具体时间及其原始形态,由于材料缺乏,我们无法断定。从《山海经》对“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的记载看,除了怪异形象的描写外,就只有“见则其邑大旱”、“见则其国大疫”、“见则其国大穰”一类简单的占验记录,可以想见,早期的象占主要靠对已往经验的归纳总结而进行类此推理,以直觉经验而断,能够引起联想的一般都是造成印象极深的大怪异,以及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大事情,而且联想都比较直观。

见于《周易》、《尚书》、《左传》等典籍的殷周象占,已经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桑谷生于朝、六鷁退飞、鸜鹆来巢以及“舆脱辐,夫妻反目”、“鼎革耳,其行塞”等等,占验的对象已经从怪异事物发展为常见事物之怪异现象,联系的人事,亦已从水、旱、兵、疫等大事发展为具体人物的某些具体事情,而占验的方法,亦已由直觉的观察发展为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并且有了客观事物与人事之间的生动比象了。

但是,象占的极盛时期,还推西汉。经京房、董仲舒、刘向等人的阐发与提倡,象占之受重视以及象占理论之完善,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占验的对象越来越广泛,联系的人事越来越细致。至于占验的方法,由于与易占、五行等学说相配合,加入了很多人为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汉书·五行志》所载的各类征兆,材料之丰富,阐释之入微,体系之完备,均为前所未有。尽管后世对象占亦颇重视,如易占、三式等所重视的“外应”即脱胎于象占。但后出史书之《五行志》、《符瑞志》之类,实际都未出其范围,仅可视作材料之补充而已。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梦占。“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可见古人对梦象的重视程度。梦占乃是象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梦中所见的兆象预测人事吉凶的,梦象与一般物象既有相同的地方,亦有独自的特点,所以古人占梦有一套独特的理论。

星占

星占是指根据星象的变化去推测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术。它以恒星为观测坐标,视慧星、流星、新星的出现,日、月、五星的位置移动,以及星气的变化,推定人事的吉凶祸福,这样的一种以客观物象的启示为基础的占验行为,实际上是象占的一个分支。

我国星占的起源甚早,可视其为一切数术的源头。由《绪论》中“卜”字的字形可知。有史可查的,据《尚书·尧典》载,还在原始社会的帝尧时期,就已经有设置专门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职官,那由慧星、流星一类明显的异常现象造成的恐惧而引起的初期占星行为,时间要早的多。即便以出土文献言,殷墟甲骨“新大星并火”的卜辞亦足以证明,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对恒星坐标的划定以及基本行星的运行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殷墟甲骨已有以星象变化与人事吉凶相联系的记录。如果殷人在判定吉凶时还每每借助于龟卜的话,《左传》的占例则表明,周人的星象之占已完全脱离对贞卜的依附而发展为独立的方术了,如僖公十六年的陨石,昭公七年与二十四年的日食,昭公十年的星出婺女、十七年的星索于大辰西及汉等,都已无须依赖卜筮而由大臣直接占断了。但正如《汉书·天文志》所说的,汉以前的占星家都只是“因时务论出传”,其占验有如“鳞杂米盐”,即不便于检索与征引,亦难以寻其规律并求进一步之发展。

两汉是星占发展的重要时期。甘、石《星经》及《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著述已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星占学理论,从恒星的位置、职守、星次分野,到行星运行的规律、所主吉凶,以至各种杂星、各类云气所主之妖祥等等,均有详细阐述,虽然后世志书如《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都多有补充,但包括堪称星占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唐代李淳风的《乙已占》在内,实际上都未能出其范围。尤其是《汉书·天文志》,其星象占验记录还为后来志书开了一个良好的规范,对星占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另,因为云气占候的内容与星占关系密切,一般也归入星占内。至于风、雨、晴、阴等气象占候,虽然也属天象性质,但与“星占”所涉及的天象占候不属同一类型,所以一般归入杂占范围。

三式

六壬与太乙、遁甲合称“三式”,三式,三式都是古代重要的占卜法,其特点是使用“式”来占卜。式的使用,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史》:“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氏注:“大师出时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史官主知天道。”可见式原是古代天文占候所用之器,这也与绪论中论及的“卦”、“卜”等来源相吻合,日圭在日、月光下的投影近于圆运动,用实物模拟出来即是式盘的雏形,至少在占国时已使用。汉代用式占卜已很普遍,《史记》中《龟策列传》、《日者列传》都有记载。由现存出土文物推断,三式中大概以六壬式为最古。《吴越春秋》中就记载了伍子胥所卜的鸡鸣课:“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甲戌,岁位之会将也。青龙在西,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贼其德也。知父将有不顺之子,君有逆节之臣。”“式,也叫“栻”,由两部分组成。其上为一圆盘,称为“天纲”,即天盘;其下为一方盘,称为地盘。天纲临于地盘之上,中央有轴可以转动。六壬式的作卦大约是这样:天纲内圈书有六壬十二神的名称,称为“月将”,十二月将分别管领“十二次”(即太阳在天空运行的十二段)。地盘的形式是“子”在下面正中,十二支按顺时针方向布成一周,外围分布二十八宿。

使用时先计算某日某时,为某将占时,把干支字代之以相应的数值,以月将和时辰的差数决定天纲转动的方位,再按一定的方法作“四课”、“三传”的运算。如月将和时辰的差加日名干的数值,及日名干为第一课;月将和时辰时的二倍加日名干,及月将和时辰的差加日名干为第二课等等。再将所得数值还原为干支字,即可据以推算吉凶。据《淮南子》的记载,式盘与九野、五星、八风、二十八宿有关,式也是一种占天文历法节气的器具。如“太乙”占法,则据时历以成“局”。其法大抵本《易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以占内外祸福。亦有以太乙式为兵家占候之法。“遁甲”占法,则按天、人、地三重图式循环推算,即以乙、丙、丁为三奇,以休、生、伤、杜、景、死、景、开为八门,而十干中以甲为尊贵,六甲隐于戊、已、庚、辛、壬、癸六仪之内,三奇六仪分布于九宫,以此推算祸福吉凶。

杂占

本书所说的杂占,是指在甲骨卜、易占、象占、星占、六壬、太乙、奇门遁甲等之外,而份量又不足以独立成部的一些占卜术。它与《汉书·艺文志》“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的杂占有别。《汉书·艺文志》所讲的“杂占”,实际上就是本书的象占。这部分内容至为芜杂,大抵都是流行于民间、简单易行、理论不够完善、占验大多以约定俗成为准则的,所以典籍记之不多,或有也甚简略。所以,这部分的材料多存在于古代的笔记、稗史,或者近人的采风报告。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1、降神。这种类型的占卜,以念咒请神,让神附体,然后代表神用口头或笔书回答占问者的问题为基本形式,扶乩、卜紫姑、箕姑及请篮姑、请鳖姑娘、伏仙姑、降童等等,其起源大抵应是远古巫术,而宋明以来尤为流行。

2、物情占。这种类型的占卜,以事物表现之情状为占验的对象,大多由象占发展而来,其与象占的区别,主要在它对物性出现的早晚或表现的强弱程度、指示的方向等作了更细的分析,用作不同的吉凶判断依据,心惊占、眼润占、耳热占、鸟鸣占等,都属于这一类。其起源一般较早,秦汉典籍已多有记录。

3、以俯仰、奇偶求卦象。这种类型的占卜,以物体的俯仰或数目的奇偶组合所求得的卦象为判断吉凶的基本形式,筊卜、木卦、赛萨、诸葛金钱神数等即属于前者;擗算、索卦、茅卜、马前数、司帅报克、竹年占、麦杆占等即属于后者。以数目的奇偶组合求卦的历史最长,易占实际上就是这种类型,而擗算、竹年占、麦杆占等少数民族占卜,想亦有较长历史;筊卜起源约在六朝以前,木卦等少数民族卜术,应该也有相应的历史。

4、人为的取象求卦。这种类型的占卜,以对物体施加外力之后所呈现的物象变化为判断吉凶的基本形式,骨卜、瓦卜、胆卜、草卜、竹占、油花卜等都属于这一类,其起源甚早(秦汉典籍已有记载),西北少数民族多用牛、羊,西南少数民族多用鸡,两湖一带多用草,直至近代还颇流行。

5、自然抽验。这种类型的占卜,一般随物自然,而以偶然抽中者为占验的依据,拈阄、求签、诸葛神数、鸟衔牌、转盘、镜听、月光书、筷卜等等,都属这一类,转盘、镜听等历史较长,求签及诸葛神数等,则属后起。

6、字画图解。这种类型的占卜,以图示或拆字分析为探求卦意的基本形式,水仙术、卦影、测字、相印等,都属于这一类,宋以后使用较为普遍。

7、天文占候。这种类型的占卜,都是民间观测经验的积累,多以民谚形式出现,较少迷信性质,大多可取。

相人术

相人术,是观察人的形体、相貌以测断性格、福寿的方术。据《左传》、《吴越春秋》记载,早在春秋时代,谈相论面已相当普遍。其后,荀子、王充等学者均曾撰文予以评述,史学家班固更在《汉书·艺文志》中将之与相地、相牛马、相刀剑相提并论,认为同属于“形法”之学。两三千年来,这种产生于对人的形相深入观察的古老方术,一直在社会各阶层流传不绝,并深深打上民族文化与心理的印记。

相人术的观察对象,包括头面、手掌、体型、动静、声音等方面,而以相面为重点,观察层次特别深入,形态、气色并重,并辅详密的流年法,相体形、气色、动静、声音也每有与客观实际相符之处,相手则多流于粗俗。

    古代典籍,如《左传》等书中所记相人实例虽然很多,但我们现今能见到的有关相人术的著述,以王充《论衡》中的《骨相篇》为最早。汉、魏以后,相法日形庞杂,相例记术不绝于史册。存世的相书以《四库全书》所收的《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和《人伦大统赋》最为流行,四书为五代、宋、金时人所作,语义尚称简要,向为相士所必读。明、清两代,相法日趋鄙俗,相书中亦多造作臆测之语。至今仍在流传的《麻衣相法》、《柳庄相法》,即为影响最广的两本代表作,其书多从预测命运立言,不脱江湖习气,确少数术研究价值,但也不失为民俗必读之书。

堪舆

堪舆术,即相地术,俗称风水术。又名地理、青乌、青囊,是观察宅舍、坟墓的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的方术。《易·系辞》谓:“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其后殷、周两代文献,亦多有迁都营邑相地相宅的记载,可知相地术与天文学一样,均起源于对大自然的观测。汉代史学家班固由此认为,相地与相人、相牛马、相刀剑器物,同属于“形法”之学(《汉书·艺文志》)。

早期的相地术,以观察地形为主,占卜吉凶为辅,到了汉代,受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把兴工动土的人事与天体运行相联系,产生“黄道”、“太岁”、“月建”等宜忌,同时认为“阴宅”(坟墓)位置关乎子孙后代的命运。这时期出现了《图宅术》、《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堪舆金匮》等专著。

魏、晋以后,相地术除承袭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诸法外,尤其讲究审察山川形势和墓穴、宫室的方位、向背及排列结构。其中突出倾向是葬地选择越来越受重视。晋人所撰、托名郭璞的《葬书》,明确提出“乘生气”之说,认为死者骸骨可通过土中的“生气”与在世的子孙产生感应,从而影响他们的命运。其说为后世堪舆家所尊奉,并尊《葬书》为“葬经”。

唐、宋两代,相地术发展为“宗庙”、“江西”两大流派。“宗庙派”本于八卦五行之学,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起源兆于秦汉,至宋代王伋、赖文俊等人始集其大成,其说重卦例推算而轻地形观测,后人亦称其为义理派,因其理义深奥,非一般术数所易掌握,所以流行面远不如“江西派”广泛。“江西派”始于唐代赣人杨筠松,其说重于观测山川地势,以龙、穴、砂、水为四大纲目,影响最为深广。该派名家除杨筠松本人外,还有他的弟子曾文逸及宋人廖禹、蔡元定等。他们的著作《撼龙经》、《疑龙经》、《泄天机》、《青囊奥语》、《发微论》等,千百年来,与《葬书》一道,成为风水家的必读之书。后人称其为“形势派”。

元、明以还,相地术愈趋繁琐,著述虽比以上任何时期都多,但都不出“江西派”诸家樊篱,比较简明而有特点的有缪希雍《葬书翼》、蒋平阶《水龙经》等几种。而且,相地之术也出现义理与形势两派融汇的趋势。另外,在相地的同时,对建筑物内部的结构布局的理论也日益完善起来。

择吉

择吉,也称择日、诹日、诹吉。是古代推算日辰吉凶的占卜术。即所谓“选择”术。把选择到的好日子称为“吉日”。如《吉日壬午剑》:“吉日壬午作为元用。”《越王钟》:“惟正月孟春吉日丁亥。”《诗·小雅·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择吉的家数和方法很多。《史记·日者列传褚少孙论》记载过一次有关择日的争论:“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可见右代行事择日的风气之盛。后世择吉的最主要方法是丛辰家之法,即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配合岁月日时,定出各种吉凶神煞,以确定禁忌与吉。它最早见于《墨子·贵义》:“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凡吉神所理之方,所在之时,则宜为某事;凡凶煞所理之方,所在之时,则忌为某事。后世的吉凶神煞多至数百,并载于历谱之中。还有一种建除家之法,即比照岁星在十二辰中的运行,按干支数推算某日或某时的吉凶,分别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所渭十二直来表示。此外还有“六曜配日”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多种择日法。鉴于“术家附会不经,繁碎多碍之说”、“体例猥杂,动多矛盾”,这些评议应该说是中肯的,择吉术及乎已发展到含慨所有数术门类的程度。所以,清代乾隆年间,宫方为统一认识,组织大量人力,制订了《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统一择日之法,为世俗所遵行。也基本统一了认识。使择吉泛滥之势得到了遏制。

星命

星命之学,这里泛指各种推算个人命运之术。古人好言禄命。禄,指人生的盛衰兴废;命,指人生的富贫贵贱。《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传》:“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可见在西汉时已有卜者专为人推算禄命,所采用的方法大抵据《易》理布卦推算。《三国志·魏书·管辂传》载管辂曾多次为人推算寿数,前后过百人,略无差错;又谓自己“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讳”。这种布卦推命之术,自汉魏至南北朝时都颇为流行,大约在南北朝后期,自印度传入了星占术,经中国术士加工改造后,按人出生时星宿所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推算人的禄命,称为星占推命,其代表即所谓“五星术,”后世亦称为“密宗星学”。南朝梁时,梁武帝佞佛,时人习这种“梵学”的颇多。直到唐代,谈命学者仍多以星占学为依据。如韩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杜牧自撰墓志铭云:“余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宫­……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在南北朝后期,星占推命流行的同时,又有一种以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推命术发展起来,称为“三命术”。相传六朝梁陶弘景著有《三命抄略》一书,临孝恭有《禄命书》。《北齐书·方伎传·魏宁》载,魏宁善推禄命,北齐武成帝以已生年月问之,魏宁推算其“今年入墓”,既而武成死。直到唐代元和年间,三命术有了新的进展,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韩愈《李虚中墓志铭》),即以九星术配合人的生年、月、日,推算禄命。后世传有《李虚中命书》三卷。北宋末又有术士徐子平,撰《珞禄子三命消息赋注》,发展了李虚中的命理,专以人生年,月,日,时推衍吉凶祸福,称为“四柱推命术”便成为中国星命术的两大流派。“子平术”由于方便易懂,明、清两代更为流行,至今在民间流行不缀,俗谓“拆八字”、“批八字”。明、清的术士还把河洛之学、《易》学、宋人理学中的传统数术之学结合五星术和子平术,创造出各种推命术,其中的“铁板数”和“紫微斗数”一直到近,现代在中国民间和海外有一定影响,广为流传。

外丹术

外丹术是古代方术之一,它以丹砂、铅和其他药物为原料,放在鼎中烧炼,以求制成“仙丹”,使服后益寿延年,羽化登山。外丹,原称“金丹”。金,有两重含义:一是喻其珍贵难得;二是谓炼成的丹药可把普通金属占化为金银,故外丹术又称为“黄白术”。后世为了区别以炼养体内精、气、神为主的“内丹术”,称金丹之术为外丹术。

外丹术始于秦汉,承于魏晋南北朝,盛于唐,衰于宋元。在方士们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神秘的仪式,众多的禁忌和复杂的操作方法。历史地看,外丹术有过也有功。过的方面,随着外丹术的滋蔓,服丹中毒而致病,致死者不知凡几;功的方面,外丹术对中国古代化学、药物学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黑色火药的问世亦与丹士们的烧炼活动有关。

外丹术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东汉魏伯阳的《参同契》,被后世称为“丹经王”。魏晋南北朝时有道士葛洪,著有《抱朴子内篇》,详细记录了四五十种古代的丹法。唐朝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千金翼方》,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丹法,其外丹专著《大清丹经要诀》至今尚存。此外,陈少微所著的《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传张果著的《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等,均为外丹术的传世之作。

内丹术

内丹术是古代的修炼方术之一。内丹的修炼以静坐、吐纳、冥想等为主要手段,把人体中某些部位比喻为炉鼎,而以人的精、气为药物,以神为运用,经过一定程序的炼养,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这种融合物就叫“内丹”。修炼内丹的目的是为了祛病延年,长生不老。

内丹术起源于古代的行气、导引、胎息等方术。内丹之名,始见于隋代。内丹家认为,内丹与古代烧炼的金丹功效相似,但炼制形式不同,故将用金石烧炼而成之丹称为“外丹”,而通过在人体内部炼养而成之丹称为“内丹”。到了南宋期间,外丹术衰微而内丹术大行其道,成为道教特别是全真派的主要修持方法。以后,在元、明、清以到现代,内丹术无论在道教或民间均有广泛影响和流传。

内丹的修炼过程,一般可分为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与炼神还虚四个阶段。其中筑基是基础,重在填亏补虚,其它几个阶段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步聚,最后使气、神互化互凝,结成金丹,由有入无,重返虚空。

内丹术最著名的经典著作有魏伯阳的《参同契》,张伯端的《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石泰的《还源篇》,薛式的《复命篇》,陈楠的《翠虚篇》及陈致虚的《金丹大要》等。古代的内丹术对生命的奥秘、人和宇宙的关系等问题均有独特的见解,深入研究和开发内丹术,对人体科学的发展必将带来深刻的影响。

气功养生术

气功养生术,是指中国古代方术中,以气功为核心的各种保建养生法,古人称为“行气、”“吐纳”、“胎息”、“守一”、“存思”、“服气”、“导引”、“按跷”、“五禽戏”、“八段锦”等等,由于这些方法都强调通过对人体的精、气、神保养和调理,来达到保健养生、益寿延年的目的,而其中的“气”,又是其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气功养生术”。

气功养生术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多姿多彩。人们认为,生活在公元前50世纪、创造了“八卦”的伏羲氏是古代气功的鼻祖。最初,气功只是用来强身治病的,如《黄帝内经·素问》上说:“其民食杂而不荣,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在春秋、战国时期,气功养生术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成为老庄学派的一大特色。到了汉魏时代,它与当时方士、神仙家的思想结合起来,又成为追求“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重要手段。从此,气功养生术便沿着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方向发展。一个是以治病强身为主要目标的医家和一般老百姓的气功养生术,如华佗“五禽戏”,陶弘景的“六字诀”,民间的“易筋经”、“八段锦”等;另一个则演变成以出神入化、得道升仙为目的的道家“周天功”、“内丹术”。在以后岁月中,这两个发展方向一直并行不悖,各有成就,成为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今天看来,气功养生术能通过锻炼提高人体身心两方面的素质,发挥人体机能的潜力,从而起到防治疾病、益智延年的作用,是一门涉及人体身心互相作用,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宇宙互相作用的交叉综合学科,对这门学科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必将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体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服食与辟谷

服食与辟谷均是古代方术的内容。服食是指服食各种药物,以求祛病延年,长生不老。辟谷是指在修炼的某一段时间内,不进食五谷类食物,而只靠少量的水、药物或某些水果(如大枣)以维持生命。服食与辟谷本来是两种概念不同的方术,但由于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为了叙述方便,故把它们归为一类。

服食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方士,与行气、房中术同为当时方术的三大流派。开始之时,追求的是传说中的“仙药”,尔后,又转求烧炼的“金丹”,对于一般的方士及养生家来说,某些药物,诸如芝菌、玉石、术等,均为服食的对象。服食之风,在唐朝时发展到了顶峰,皇帝、文武大臣以至普通平民百姓,均有服食的习惯,唐以后由于外丹术的式微,服食之风也随之衰落。但服食家们对某些药物药性的认识和组成的方剂,却丰富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宝库。历代有关服食的著作甚多,如《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泰一杂子黄治》三十一卷;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辟谷,原与气功修炼密切相关。当气功修炼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人会出现不思食、不能食、食入则呕吐的现象,但这时候炼者的健康状态、活动能力却不受影响,与平日几乎无异。这种现象被称为“辟谷”。道教承袭了这种方术,以求除去人身上的“三尸“,达到长生不老。辟谷现象揭示了人体生理的某些奇异特性已经逐渐引起医学界、气功界人士的兴趣和关注。

房中术

房中术是中国古代方术的内容之一,它是研究男女性生活种种有关事宜的学问。房中术始于战国时代,与行气、服食并列为当时方术的三个主要流派。早期的房中术,只是一种养生保健的手段。房中家认为,男女交合,为人之大伦,若“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但若恣情纵欲,则耗精损气,折人寿命。故此,有人总结了种种房中技巧、方法和宜忌等,谓运用这些知识,节欲惜情,便可治病强身,还精补脑,益寿延年。到了东汉,张道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曾以此作为修炼方法之一,并称为“男女合气之术”。汉魏期间,由于方士们的鼓吹,房中术曾一度成为朝野上下趋之若骛的时髦玩意儿,东晋时,道教发生改革,抛弃了房中术,提介清修,房中术从此便逐渐走下坡路。在唐朝,尚有一些医学家和文人对此加以研究,宋以后便逐渐失传。房中术的代表人物有传说中的黄帝、彭祖、容成公等,此外汉魏时的巫炎、左兹、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等均是史书上较早记载懂得房中术的方士。历史上著录的房中术著作不少,但是大都失传了。现在见到的只是一些断章残篇。如《正统道藏》所收陶弘景《养生延年录》卷下《御女损益篇》,日人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八《房内》,以及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养性》等。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养生方》一文,其中有部分房中术的内容,是现存最早的房中术记载。

对于房中术,历来多有责难之辞,只有唐代伟大医药家孙思邈的评说较为公允,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然长生之要,其在房中。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然此方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幸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遗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其实,房中术反映了古人对性医学、性卫生、性心理、性生理、优生优育、妇科学、男科学等一系列问题的初步认识。限于历史条件,象多数传统文化一样,它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房中术,应该以分析的眼光,杨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与现代医学和性科学的发展相一致。

符咒与巫术

符咒,是道教的方术,它包括符箓和咒语两部分。符箓又包括符章和箓书。符章,是一种笔画屈曲变形,似字非字的图形。箓书,是记录道教中的天曹、官属、诸神、众鬼之名的秘文。道教认为,符章是天神显示给人间的文字,道士行法时,使用符章,便有劾召鬼神、镇邪驱鬼、治病救人的作用。而箓书是每个入道之徒的护身之宝,学道之人必须由师父亲自授与箓书才被承认为正式的道士。道士受箓之后必须经常随身携带,它也是道士劾召鬼神、驱邪逐魔的“武器”。符箓之术从东汉时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开始使用,以后变成天师道和正一派的主要方术。有关符箓的经籍很多,如《正统道藏》三洞神符类中有《三洞神符记》、《太上灵宝五符》、《太上无极大道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等。

咒语,是一种口诀形式的文字,多有韵脚,朗朗上口。古代方士、道士用以行法施术,谓可驱鬼、逐妖、治病。咒语的内容多为向鬼神表示祈求、愿望,甚至是命令。近代有学者认为,念动咒语时由于节奏感强,音调简单,且时时反复循环,故对施术者本人及其对象均可产生某种催眠作用。

     巫术,是一种极其古老的迷信行为,在各个民族的原始阶段,甚至文明的早期,均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巫术,巫术多由巫师或巫婆施行,他们自称能与鬼神相通,通过唱歌、跳舞从鬼神处获得启未或法力,去实现某种目的,比始如治病、占卜未来、驱邪、求雨等等。巫术,是原始社会的信仰和民族文明、宗教的起源,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古代,特别在商、周两代,巫术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周礼》把司巫列为中士,属于司祝。他们掌握着奉祀天帝、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的职责,并有参于国家大事的权力,部分司巫还兼管占卜、星历之术,是历史上最早的专业知识分子。周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巫术的影响日益减少,但是巫汉、巫婆在民间(不论是发达的城市还是贫困的乡村)依然存在。

杂术

杂术,原指“内丹术”以外的其它各种修炼长生的方术,如导引、服食、房中等等。《类修要诀·吴尊师大道歌》中有“神御气,气留形,不须杂术自长生”之句,就是指这种杂术。但此处所称的杂术则是指在本书已列出的各门类以外的方术。它们有些属于古代原有的方术,如变化之术、求雨术;有些属于道教后世发展起来的法术,如五雷术;有些则属于民间流传的异术,如辟邪术。这类杂术内容庞杂,散见于各种史书、道教经文、野史笔记中,多数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流派,后世对此整理和研究较少。



第三章  基础知识





一、基本概念

二、常见图解

三、基本术语


如此一座庞大的数术学大厦,它也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我们在本章就对其基本理论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可以说,中华数术学的基本知识既是研究其它各种数术必须掌握的常识,也是中国古代所有知识的概括。要想真正对中华数术学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第一节  基本概念

一、阴阳

我们对 这个太极图应该都不陌生,它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的阴阳思想,成为智慧的象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物不独存,仗敌而生”的道理。敌,就是对立面。如男与女、高与低、远与近、阴与阳、正与反、开与关等。图中白色象征事物的正,也就是阳,而对立面则用黑色表示,象征阴。

混沌未判,天地未开之时,为无极;元胎初萌,天地变化为太极;阴阳成形,天地定位之后而有两仪,两仪就是阴阳,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开始,毫无神学色彩。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先民通过对宇宙的观察,把宇宙存在的一切物质与现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别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朴素唯物论的世界观,它是人类思想史上建立最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立统一观。以此为基础,通过唯理主义思维的发散推导,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在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他们互相对立,互相统一,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用中国的哲学语言来表述,叫做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交媾和阴阳转化等。

阴阳对立

阴阳对立,是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的内部都同时存在着相反的两种属性,既对立的阴与阳两个方面。

阴阳互根

阴阳互根,指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个以对方的存在为其生存条件,没有彼就没有此,没有此也就没有彼,阴失去了阳,阴就不存在了,阳失去了阴,阳也没有存在的可能。阴阳互根说的是对立面的联系。

阴阳消长

阴阳消长是说在一个统一体内,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不断地进行量的变化,此进彼退,此长彼消。

阴阳交媾

阴阳交媾,指阴阳对立的双方,一方进入另一方的内部,说的是对立面吸引和联结,是产生新事物的前提条件。

阴阳转化

阴阳转化,是指阴阳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说的是对立面运动的结果。

此外,阴阳学说还规定了物质的阴阳属性,如阳为刚,阴为柔;阳为健,阴为顺;阳为雄,阴为雌等。即以阴阳的观念,将宇宙间的事物和事物的性质划分为对立统一的两类。

从目前资料可以确认,阴阳学说至少在夏朝时便正式形成了。

二、五行

五行既水、火、木、金、土,它是远古人类对世界形成物质的概括(也有人说是古人的宇宙基本元素观)。这五种基本的物质状态,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存在着生、克、制、化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正是他们的运动而使无机世界活了起来而具有了生命。

五行相生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五行相克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所谓古人总结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古代人类的先祖们通过对世界的观察,总结提升而成的物质存在的五种基本状态用语,即:金为刚态,木为柔态,水为液态,火为气态,土为散态。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认为的五行是古人对宇宙五种元素的概括,有学者将五行与古代印第安人对世界四元素论(金、木、水、土)相提并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

五行的归类,在此仅简单举一些中医学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例子,如下表:


五行

五脏

五窍

五体

五志

五音

五色

五味

五气

湿

季节

长夏

方位

西


五行学说采用取象比类的唯理推导方法,对宇宙间事物进行分类,从而确定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具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的区别,不只在构成因素是两个还是五个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五行学说侧重点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先民发明的物链学。它把同一范畴的事物放在一个五位环链上来考察,对事物进行分析和比较,较之阴阳说更细微化了。正确地运用五行学说,可以使我们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正确地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五行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五行属性、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亢乘、五行反侮、五行衰旺等。

五行属性

对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性质,中国古人在原始社会即已认识到了,《尚书-洪范篇》记载,“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也就是说,中国古人早已认识到水有寒冷、向下的特性,火又炎热向上的特点,木能生发,金能收杀,土能长养、化育。人们可以根据这五种类型特点,把世界万物归并为五大类,然后再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五行相生

相生,为滋生,有促进助长的作用。五行学说规定,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生我者对我有助,我生者对我来说是一种损耗,所以又称为泄气。

五行相克

相克,为制约、克制、相害的意思。五行学说规定,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相克要看是他克我还是我克他。他克我,对我不利;我克他,对他不利。五行相生相克是宇宙间事物不可缺少的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是互为补充的。宇宙间不能只有相生而没有相克,当然也不能只有相克而没有相生。只有相生、相克两者同时存在,世界才能保持平衡的运动。

五行反侮

五行相克,有顺克,有逆克。上述的五行相克为顺克,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形成的相克关系。逆克,是力量对比强弱相差较大的情况下,本来应该金克木,却成了金克不动木,反被木伤了金的现象,叫五行反侮。

五行亢乘

亢,物极盛。乘,以强凌弱。亢极,即为太过,太过则将走向自己的反面。五行亢乘于无形反侮相反,是自己一方太盛而变为极弱的。

关于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宋末的徐大升作了一段精辟的论述:

金赖土生,土多金埋;土赖火生,火多土焦;火赖木生,木多火炽;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赖金生,金多水浊。

金能生水,水多金沉;水能生木,木盛水缩;木能生火,火多木焚;火能生土,土多火晦;土能生金,金多土变。

金能克木,木坚金缺;木能克土,土重克土,土重木折;土能克水,水多土流;水能克火,火多水热;火能克金,金多火熄。

金衰遇火,必见消熔;火弱逢水,必为熄灭;水弱逢土,必为淤寒;土衰遇木,必为倾陷;木弱遇金,必被砍斫。

强金得水,方锉其锋;强水得木,方泄其势;强木得火,方向其顽;强火得土,方止其焰;强土得金,方制其害。

五行与时间

春季为木,夏季为火,秋季为金,冬季为水,四季中最后一个月(即三、六、九、十二月,又称四季月)均为土。

五行与方位

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央属土。

五行与颜色

青色属木,红色属火,白色属金,黑色属水,黄色属土。

五行的强弱衰旺,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数量多少,数量多者为强,少则弱。二是看是否得地,如西方属金,金在西方则为强,南方属火,火能克金,金在南方则为强,其他仿此。三看得时不得时,五行衰旺特别重视五行与时的关系。五行在不同的季节强弱衰旺并不相同,俗称旺相休囚。五行在四时中旺相休囚如下:

春    木旺  火相  水休  金囚  土死

夏    火旺  土相  木休  水囚  金死

秋    金旺  水相  土休  火囚  木死

冬    水旺  木相  金休  土囚  火死

四季  土旺  金相  火休  木囚  水死

五行在四季中的情况,旺相为强、为旺;休囚为弱、为衰。

三、干支

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合称,是中国先民创造的用来记数、记序,记录时间与空间方位的符号系统。在夏朝人名和历法中已普遍运用,可见干支的历史相当悠久。

天干十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十二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地支都有阴阳属性。

天干阴阳:

甲、丙、戊、庚、壬属阳;乙、丁、己、辛、癸属阴。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按1、2、3……数,逢单数的为阳,逢双数的为阴。

天干配五行:

甲乙同属木,甲为阳木,乙为阴木;

丙丁同属火,丙为阳火,丁为阴火;

戊己同属土,戊为阳土,己为阴土;

庚辛同属金,庚为阳金,辛为阴金;

壬癸同属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

地支配五行

寅卯同属水,寅为阳木,卯为阴木;

己午同属火,午为阳火,己为阴火;

申酉同属金,申为阳金,酉为阴金;

亥子同属水,子为阳水,亥为阴水。

辰戊丑未同属土,辰戊为阳土,丑未为阴土。

天干配方位

甲乙东方,丙丁南方,戊己中央,庚辛西方,壬癸北方。

地支配方位:

寅卯辰东方,己午未南方,申酉戌西方,癸子丑北方。

地质配四季十二月

春  寅正月  卯二月  辰三月;

夏  巳四月  午五月  未六月;

秋  申七月  酉八月  戌九月;

冬  亥十月  子十一月  丑十二月。

(辰戌丑未又称四季月;卯午酉子又称四仲月;寅巳申亥又称四孟月。)

十干化

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合,化火。

十二支六合(因十二支两两一对相合,又简称六合)

子与丑合,化土;寅与亥合,化木;卯与戌合,化火;辰与酉合,化金;巳与申合,化水。午与未合,化土。

六合中分合中有生,合中有克两种。寅与亥合,辰与酉合,午与未合为合中有生;子与丑合,卯与戌合,巳与申合为合中有克。合中有生,表示越合越好,合中有克,表示先合后分,先好后坏。

十二支三合成局(简称三合)

申子辰合化水居,亥卯未合化木局,寅午戌合化火局,巳酉丑合化金局。

十二支三汇成局

亥子丑汇北方水局,寅卯辰汇东方木局,巳午未汇南方火局,申酉戌汇西方金局。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各门类数术操作中,合、化、汇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有空、坡、弱等。在后面还要讲到。

天干冲

甲与庚冲,乙与辛冲,丙与壬冲,丁与癸冲(戊与己同为土合而不冲)。

天干冲的规律为隔五位相冲。

十二支冲(简称六冲)

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

十二支相冲的规律是隔六位相冲。

十二支相害(或称六害)

子未相害,丑午相害,寅巳相害,卯辰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相害的规律为冲对方相合地支为害。

十二支相刑(简称三刑)

子刑卯,卯刑子,为无礼之刑;

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为恃势之刑;

丑刑未,未刑戌,戌刑丑,为无恩之刑;

辰、午、酉、亥为自刑。自刑为辰见辰,午见午,酉见酉,亥见亥。在数术运用中表示自己做事危害了自己。

四、六十甲子(六称六十花甲子)与甲子历

干支,又称“干枝”,古人将它们比作树干与树枝,干强枝弱,以干为主。

十天干属性如下:

甲木,纯阳之木,名为大林木,有参天之势,性坚质硬,栋梁之材,故为阳木。

乙木,属纯阴之木,名为花草之木,有装扮人间之美,性柔质软,故为阴木。

丙火,属纯阳之火,名为太阳大火,有普照万物之功,性情刚烈,故为阳火。

丁火,属纯阴之火,名为灯烛之火,有照亮万户之功,性柔质弱,故为阴火。

戊土,属纯阳之土,名为城墙土,为万物之司命,其性高,质硬,而向阳,故为阳土。

已土,属纯阴之土,名为田园之土,有生育万物之功,培木溶水之能,其性湿质软,低洼向阴,故为阴土。

庚金,属纯阳之金,名为剑戟之金,有刚健肃杀之力,其性刚质硬,故为阳金。

辛金,为纯阳之金,名为钸金,有增艳人间之美。其性软洁静,故为阴金。

壬水,属纯阳之水,名为江河海洋大水。随地球运转周流不息,故为阳水。

癸水,属纯阴之水,名为雨露坑涧之水,气化而得,其性静弱,滋生万物,故为阴水。其水有形无体,随变而变,一生漂流。

干支含义

干支并不单是记识数序,它们的来源是古人对植物等生命体的生灭规律过程的概括归纳,所以有更深层的含义。《渊海子平》一书中有较为中肯的论述:

《群书考异》曰:甲者,坼也。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谷草木皆甲坼。乙言物初生曲孽而未伸也。丙言万物炳然著见。丁言万物壮实之形,故《邦国图籍》曰:成丁。戊,茂也,言万物之茂盛,故《汉志》曰:孽茂于戊是也。己,纪也,言万物有形可纪识也。庚,坚强貌,言物收敛而有实也。辛言万物方盛而可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阴阳之交,言万物怀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时土既平万物可揆度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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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4 20:19:1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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