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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传记大师

《毛泽东与蒋介石》(全本)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4-20 11:35:14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章士钊和程思远各负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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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5:30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着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他俩均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委员之中,还有章士钊,亦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他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一八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是章士钊的挚友。章称毛泽东为“润公”。
一九五六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
这封信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虽说蒋介石默不作声,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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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5:50 |显示全部楼层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zhuanzhi,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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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6:08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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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6:25 |显示全部楼层

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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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6:43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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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7:20 |显示全部楼层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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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7:38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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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8:53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初作出表态了。那时海峡两岸对立,香港成了“中转站”。毛泽东的和平攻势通过香港传往台湾,蒋介石的反应,也通过香港传过来。那信息是从蒋介石会晤许孝炎时透露出来的。许孝炎来自香港,他是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
经过比较,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宜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这一机要职务,蒋介石信得过;
第二,宋宜山的胞弟乃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将,正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名正言顺”,不大会受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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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0 11:39:10 |显示全部楼层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氏。一九二四年,宋希濂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的学生。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警备司令。此后,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司令,华中“剿匪”司令。
一九四九年初,西南吃紧,蒋介石调宋希濂出任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宋希濂手下尚有数万兵马,在慌乱中节节败退。宋希濂本人于十一月十九日被俘于大渡河北岸一座小庙之中。宋希濂被俘后的一幕,颇为有趣。一位首长模样的解放军来看他。他称之“军长”,对方摇头;呼之“师长”,也摇头。原来,那人叫阴法唐,是一个团长,令宋希濂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解放军的追兵起码是几个军。当时的情景如下:
阴团长见宋希濂这般误会疑虑,连忙摇头笑着说:“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五十二师一五五团的团长。沿大渡河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只有我这一个团,确切地说,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宋希濂一听说,在后面追击他的只是一个团,而且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便“唉”地长叹了一声,懊悔地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总以为在后面追击我的有几个军,有情报说是九个军。早知如此,就是有三个团、五个团,我也有力量……”这回轮到宋希濂大叫“亏得冤枉”了陈宇:《宋希濂怎样兵败被俘》,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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