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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中两对母子关系探秘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3-15 17:54:12 |显示全部楼层
  巴金先生是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寒夜》是其代表作之一。《寒夜》把抗日战争作为大的时代背景,写出了大时代小人物的悲剧。整部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书写,有的只是气氛压抑的日常生活和的灰色人生。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善恶之分,每个人都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以往研究者对《寒夜》的评论甚多,有的从时代的背景出发研究酿成这些人物悲剧的根源,有的对作品中婆媳关系进行深入探秘。通过阅读,我们知道《寒夜》中出现的两对母子关系差异很大,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探究。
  一、 汪母与汪文宣母子关系简析
  作为传统女性的汪母嫁到汪家,生下儿子不久丈夫便去世了。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娶妻生子。“早年丧夫的她把自己的感情毫无保留地放在儿子身上,她无私地爱着汪文宣,这份爱是母爱与扭曲的异性爱的矛盾结合体。”[1]汪母所有言行都是围绕着文宣展开的。对于儿子,她除了不满其对妻子的爱时曾说过“真没出息! 跟自己的老婆吵了架,就像失掉了魂魄一样”之类还是为儿子利益着想的“指责”外,从来没有真正责怪文宣。即使在意识到儿子的懦弱时,她也总是以“抗战胜利了就会好了”之类的虚幻的话来安慰儿子。文中有多处写到汪母照顾文宣的情景。在儿子身体不好的时候,她让儿子在床上坐着吃饭,她“在旁边端着碟子守着他吃”。虽然经济拮据,她还是尽力给儿子做红烧肉、炖鸡汤来补身体,自己却从来都舍不得吃。她非常节俭,一有时间就在家里缝缝补补。为了省钱,她在寒冷的天气里自己洗衣服以至于手上生了冻疮。但为了给文宣治病她不惜钱财请了中医,还把丈夫送给她留作纪念的金戒指卖掉并劝儿子说:“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她怎么会不在乎这个留作纪念的戒指呢?她怀念丈夫,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儿子。虽然抗战胜利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然而文宣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在文宣病重的一天夜晚,汪母又做了鸡汤守着儿子,希望他能吃几口。可是这次文宣已经因疼痛而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汪母感到心痛、绝望,她自知没有大的能力,所能做的就是在生活上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为他做好吃的。然而当这一切都无意义时,她的世界瞬间坍塌。汪母在文中是以“慈母”和“恶婆婆“的二重形象出现。她时常忍不住要在儿子面前说媳妇的坏话,发泄对儿媳的不满,但当她看到儿子因她的话而难过时,还是会软下心来,不再说下去。为了避免冲突,她时常在儿媳在家时就躲进自己的小屋。文中有好几处写到汪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或是照顾完儿子,或是跟儿媳生气,或是儿媳在家的时候。小房间就是她的天地,是她逃避时的唯一去处。可以说她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小到与外界隔绝;她的心里空间也是狭小的,小到只能容得下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正是因为爱的空间狭小,所以她的爱也更为极端,这种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而伤人也伤己。文宣死了,汪母的希望破灭,她带着孙子不知去向。
  文宣是一个懦弱又孝顺的儿子,在母亲面前,他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他时常觉得还是母亲对自己好,常傻傻地说:“你对我太好了”。他心疼母亲,当母亲为了省钱而自己在冷天洗衣服以至手上生冻疮的时候,他感到痛心和自责;每逢母亲在灯下缝缝补补,他总是叮嘱母亲不要累坏了眼睛;当母亲用节省的钱为他做红烧肉、炖鸡汤给他补身子时,他总是劝母亲跟自己一起吃,虽然没有成功过。文宣深爱着树生,但就是这个他视之为生命的女人一旦跟自己的母亲发生冲突时,他总是劝妻子“母亲年纪大了”, “她的心是好的”,“不要跟她计较”等。而当母亲在他面前无休止地数落指责树生,说她是“花瓶”、“在外面交男朋友”等难听的话时,他虽然痛苦但从来都是有分寸地辩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出口伤母亲,而是一个人到街上去。在弥留之际,他想到的还是母亲太辛苦,“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离开”。他自始至终都对自己的母亲充满依赖、感激和愧疚,母亲一直都是他的牵挂和依靠。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汪母和文宣母慈子孝,是传统意义上的模范母子。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依赖,深挚的母子情让人动容。
  二、曾树生与小宣母子关系简析
  曾树生是作为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她具有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她的形象是对传统贤妻良母孝妇的一种颠覆。在曾树生和小宣这对母子关系上, 曾树生认为,“他(指小宣)对我一点也不亲热, 好像我是他的后母一样”。而在汪文宣眼里,“她(指曾树生) 并不关心小宣, 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母子形同陌路,极其反常。在树生眼中, 小宣“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全然不像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评价。虽然树生不惜承担高昂的教育费把儿子送到贵族学校,“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小宣的亲近感, 但又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生理和心理上的压抑感使她在儿子面前也表现出排他和自恋的深层人格特征。”[2]当她犹豫是否去兰州时,她也想到了小宣,然而她想到的却是:“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不能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汪母可以为文宣牺牲一切,而小宣却不能阻止或干扰树生的选择和决定。差别之大可见一斑。当她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到家里的时候,她观察小宣,觉得“他好像不是我的儿子”,“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像一个小孩,他就像他父亲”,“这个孩子讲话像大人,尤其像他父亲”。此外树生总觉得小宣和父亲、祖母在一起很亲密,她好像被排斥在那种亲情之外。她去了兰州之后,虽然在信中也会问到小宣的身体情况,但这较之汪母对文宣的任劳任怨和不离不弃相去甚远。树生对儿子的评价不仅没有母爱的投射,也没做到公平理智和冷静,而是带着一种不可言说微带厌恶的情绪,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眼光。这着实让人费解。
  小宣对自己母亲也显得很生疏,他没有向母亲撒过娇,也没跟自己的母亲说过任何亲密的话。而是对树生采取一种近似“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树生的问话也是采取最简洁的回答,像是课堂上回答问题一样的拘谨和呆板,根本没有这个年龄的孩子对母亲应有的依恋。当树生想带他去外面走走吃饭的时候,他没有显示出兴奋而是面无表情地问母亲要不要叫上婆(汪母),这激起了树生的怒火。母子间可能的单独相处交流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通过上述描写我们看到,曾树生和小宣这对母子之间少有温情和亲密。曾树生对自己的儿子没有亲密的感情,唤不起爱恋;小宣对曾树生冷漠,也没有多少依恋。这对母子关系是极其反常而耐人寻味的。小宣年纪小,态度出于性格和本能;而树生的态度则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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